家宅与回忆（三）

巴什拉对家宅的定义远非局限在“现象学”这一单一领域内，他甚至还把如炬的目光投向现象背后的心理，即心理学问题。他说“家宅是一个人的想象力，因此它是人内心的缩影。”

所以很自然的，我们会把这种联系追溯到一个人的童年。显然，这样的一种权力更属于孩童：小男孩和小女孩用硬纸板玩堆建家宅的游戏。他们用各种颜色的纸板，不断地来回往复，交叉重叠，为的只是一个：堆砌起一座属于他们的家宅。这时，今日的回忆便有了栖身之所：往昔作为缩影的“家宅”。只要我们愿意，想象那些歪歪扭扭、丑相百出的纸板建筑就能十分容易的把我们带回童年，参加玩偶的游戏，回到玩偶们栖居的世界。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Schopenhauer）这样说：“世界是我的想象。”换句话说，我越是善于把世界缩影化，我就越能占有世界。这里的世界是区别于现象世界的精神世界，超验于物外。缩影作为内心的一种外化形式、一扇狭窄矮小的门，却能打开通往这个世界的大门。这个世界向所有世界一样，包含各种巴什拉所谓的“巨大之物”的属性，而缩影正是这些“巨大之物”的住所之一。此之所谓“大象希形”，真正庞大之物，必不存于现世。

我曾经做过一个梦，想象自己被囚禁在一个牢房里，关满了疯癫而丧失理性的囚徒。我在我囚室的墙上画了一幅风景画，一辆小火车和一条漆黑不见底的隧道。每次遭到狱警的毒打之后，我就大叫着要躲进那辆小火车里去，穿过隧道，永远的离开这里。狱警们对此总是哈哈大笑，以致到了后来，他们简直是为了笑话我这些看似“弱智”的语言而百般毒打我。

有一天，我把自己变得很小，进入我的画中。登上小火车，它开动起来，消失在一片寂静的黑暗里。在片刻的时间里，狱警们看到了如丝如缕的点点黑烟从圆洞里飘出来。但接着，烟就消失了。与烟一同消失的还有图画，与图画一起消失的则是我自己。他们不敢相信我就真的这样越狱了，“妈的，他通过墙上的隙缝溜了出去！”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说：“疯癫是一种未驯化的本性表现的神话力量”，需要的时候，这种疯癫性就能以缩影的形式获得解放，我就是这样逃出来的。

家宅与回忆（二）

事实上，一个人要理解回忆就不能不回归到家宅尽头的角落。巴什拉这样说：“家宅中的每一个角落，卧室中的每一个墙角，每一个我们喜欢蜷缩其中、抱成一团的空间对想象力来说都是一种孤独，也就是卧室的萌芽，家宅的萌芽。”换句话说，没有角落的家宅是不存在的。

可以想象，每一个角落都是一个安宁的存在，静静的，什么都不会改变，什么都不需要变。即使整座屋子不断地处在一种转瞬即逝的流变之中，角落还是呆在角落里，独自存在。

当小孩兀自躲避到角落里的时候，他总天真地以为自己能隐藏的很好，其实不然。每一个角落都是开放性的，它不拒斥任何人，也不属于任何人。但这是小孩子的冲动，也是所有人的冲动。比如这句从休斯（Hughes）的小说里引来的句子：“埃米利在船头的一个隐蔽角落里玩给自己建造家宅的游戏，玩厌了这个游戏以后，她漫无目的地走到船尾，这时她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她就是它。”显然，这里的它指的就是角落本身。这种居家游戏从一个人出生开始就要永不停息的玩下去，不管身首何处，我就是这间屋子，就是这个角落，永远占有堆放在这个角落里的一大堆散乱零碎的时间。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早已经不是什么小孩子了，却还是喜欢蜷缩在这个阴暗的小角落里，把自己的头夹在烟囱和檀木碗橱之间。有时因为夹的时间太长了，留下一道道淤痕，但他是不介意的。

但这个角落他以后恐怕是都不能来了，因为政府旧城改造的宏大计划已经铺展到了他的这个居所。别的居民都是欣喜若狂的，因为他们知道搬迁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显然会为他们把一飞冲天的房价拉倒地上，开出一个缺口，因此我也为他高兴。

家宅与回忆(一)

没有家宅，人就成了流离失所的存在。为此，人是不可能长久地离开家宅的，每一次离开的举动都是一次与自身痛苦的割裂。

法国当代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在《空间的诗学》中详细地指涉了家宅与回忆之间的关系。他写道：“由于有了家宅，我们的很多回忆都能安顿下来。”

事实上，任何有关过去的零散记忆都与家宅有关，因为“任何有人居住或居住过的场所都是家宅。”，比如那个工厂，这所学校。于是，很多事情就都可以解释的通了。人们走访故居、故地重游都是为了和自己的过去重逢，以弥补自己昔日犯下的过错、缝合今夕割开的伤口。

但可惜的是，家宅空间的形式终究还是宣告了这样的回忆之无效。人们以为能通过重访家宅回到过去，在时间中重新认出自己，但是不知这种认识只是存在于他现今所处空间中的一系列定格，换言之，这些回忆自身就只是一些残破不堪的片段内容了。当他想要在这段过去中绵延时间的飞逝，就已经宣告了他回忆的失败——定格的记忆只是存放在家宅的角落里，因此只能被观看，无法被延续。

家宅是不再能激活记忆了。我们也不再能体验那些已经消失的过去。

但是，总还是有些人属于例外——他们能发展出一套全然不同与常人的手段去重新建构过去。比如，他们把整个过去通过幻想返回到当前，在他们新的家宅里一起生活。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永远活在过去中了，这是一群深悟古老谚语“我们把家神带过去（带往新家）”的人。

我爱你

我曾经看到过这样一个帖子，上面详详细细地列出了所有语言“我爱你”的表达方式，洋洋洒洒三大张，很是好看。但其实，这一声“我爱你”是无效的：我爱你之间，我和你之间那个爱字，其实在说甚么？

又是巴特的敏锐洞见：“这个词（我爱你）只有在我发声时才有意义；它的信息就包含在脱口而出本身，没有任何其他的信息；没有蕴藉，没有丰富的内涵。所有内容都被包含在说出——这个动作本身：这是个“套话”，却又不是装腔作势；对于我来说，“我-爱-你”的具体情境简直就是无法加以分类的，简单说，，“我-爱-你”是一种宣泄，像情欲亢进。情欲发泄不用诉诸语言，但它却说了并表达了：我-爱-你。”

巴特想说的其实是：当我说出“我爱你”的时候，我并没有在指涉什么，我只是类似地说出了一连串“Hi”一样的字母拼成的序列，然而，就是这样的一组序列，在恋人听来却已是再high都没有的话语了。

那天，他也尝试着去对他心仪的女孩说“我爱你”。这对他是个考验，尽管他并不厌倦那些俗套的回答，比如“我也爱你”、“我不爱你”、“我根本不信这套”再或者“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呢？”等等。 然而他还是受到了打击，因为对方给出的回答居然是“无可奉告”。这真是一个巧妙的回答，如果是“我不爱你”，那么至少，他，还是有再次准备、再次提出、再次请求的机会的。但是“无可奉告”一来，他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因为“我爱你”中的“我”在这个语境下是作为一个说话的主体被否定的，当然，他很清楚这点，他知道他连以后发问询探的权力都被否定掉了。

有人曾告诫我，“我爱你”适合自问自答，这样你就不会收到诸如“无可奉告”之类的答案了。所以，当我看到那个家伙在一个晴朗的午后对着镜子说了一个下午的“jet'aime（我爱你）”时，我一点儿都不惊讶。

黑夜（二）

一个人有可能长时间的停留在“在漆黑中（estar a oscras）”里吗？显然不可能，真主的光会渗透进来，驱散阴霾。为此，恋人们就需要发展出一套更加长久的审视自我与他我的方法。他们找到了其中一种——在昏暗中（estar en tineblas）。

“在昏暗中“会在这样的时刻落在恋人的头上：他不知道它（他的欲望）到底要什么，善本身对他来说也成为了恶，一切都在鸣响回荡，他生活在一片纷乱的嘈杂之中。可以想象，一个沉浸在“昏暗”状态里的人是没有知觉的，就像一巨干枯凋萎的树木，到处都流泻着一股遭到侵蚀而腐烂的酸臭气。

忽然,在昏暗的街灯下我想起了这么一个人：

那个阴暗闭锁的角落我曾看他去过很多次。但是很奇怪的是，每次前往，他都会随身带上一本奥古斯丁写的《忏悔录》。我虽没和他交谈过，但我内心已笃定他是个基督徒了。

为此，在第一次和他交谈的时候，我就上前询问他关于圣方济各（San Francesco）的事。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他没有回答我——当然那是事后我才知道——他根本不信教，甚至表示对神和大审判的事没有丁点的兴趣。这是如此愚昧的一个人，以至于为了自己的一点私欲竟然选择公开地亵渎圣灵。一想起这码事，我就恶心，并且在脑海里拼命地嘲弄这个伪道学，与之作割裂，进而获得一种超乎现实的满足。

但是今天，当我又看到他一个人兀自坐在那里的时候，我还是动了恻隐之心。我走过去想要和他交谈。但是显然，他不搭理我。事实上，他谁也不搭理，就像他自己是不存在的一样。他嘴里念念有词，但都是些叫外人听不懂的句子或辞章，比如“当时要是我这样做就好了”（怎样做？）。念着念着，他居然流下泪来，真是叫我始料未及。“嘿！老兄”，我大叫一声，想要引起他的注意。然而他还是静默着不出声息，我认为他是死了。

我把这件事当做笑料讲给过许多人听——我是一个爱讲笑话的人，但他们都觉得这没什么好笑的，相反的，居然流露出鄙夷的神色。“这个人一定是疯的。”他们信誓旦旦地告诉我说。

黑夜（一）

有关黑暗的种种隐喻，对恋人来说都是不祥的。为此，罗兰?巴特区分了这样两种夜：在漆黑中（estar a oscrars）和在昏暗中（estar en tinieblas）。


曾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什么事都不做。其实也并非是他不愿做，而是不能，因为他总是会突如其来地感到枉然若失，好像丢掉了些什么似的，又好像没有（他总是举棋不定）。这样久了，他全身的气力便很快地被抽尽了。


我知道的，对于丢掉的东西他都会特别在意：不管是遗弃在臭水沟里的五毛硬币还是被小偷偷去的珠宝首饰。但是，当“丢弃”行为发生时他却豪无知觉，没有反应。相应的，他喜欢回想，在不定时分的黑夜里。于是，“在漆黑中”就发生了。他会在任意可能的时刻里被抛入一片死寂、廖无声息的空白世界里，也许他会对此感到难以名状的懊悔与恐惧——他的世界从此就只剩漆黑一片了。这一切发生的那样突然而不自觉：因为就在这之前的一刹那，他还在和同伴用言语交谈，突然一瞬，他就失声了，变得说不出话来，只能这样的自言自语：“为什么会是这样？”、“她现在在干什么呢？”。当然，同伴一定认为他是疯了：“喂，喂，你在说什么，没事吧？喂！”


那天他把这个故事一本正经地告诉了我，我居然一本正经地笑出声来。笑他还是笑我？

老板埃柯

“江山不幸诗家幸”，不管是伪装成“现世安稳、一切安好”的“和平年代”，也不论是货真价实“民怨载道，战乱纷起”的动荡年代，知识分子好像理所应当的被赋予了一个说话的使命。尤其是对于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来说，“存在就是乱说话”、“不说话，毋宁死”都是颠不破的真理。然而就在大陆文化圈还在就“知识分子究竟是一群怎么样的人？”“谁称得上知识分子？”大打笔战之时，人家翁贝托·埃科（Umberto Eco）早已经是家喻户晓、名满天下的世界公共知识分子了。



埃科是个奇人，当年《纽约时报》就盛赞他是继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之后的又一个符号语言学大家。并且更让人难堪的是这个意大利大胡子还是一个长袖善舞的多面手，既写小说，又撰历史，还不满足于在学院里专心治学，硬是要跑到市井街头来卖弄嗓音，扮演一个全能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于是，界定他的身份就成了一件极为困难的事，只能说他是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又或者拜称他为“会移动的图书馆”。



其实关乎眼下，公共知识分子真是铺天盖地。要是以在报刊杂志的一小亩天地里感天说地来计，怕是要把原本光荣坚挺的“公共知识分子”名号搞得萎焉疲软不可。所以很明显的，报刊杂志越繁荣，“知识分子”就越多。“知识分子”越多，捧场读者就越少。“共知”贬值的速率真是一点也不比股市下挫的势头来的小。但是对于这点，埃柯不怕，这个玩世不恭的老家伙一点都不担心自己会没有读者，一点都不担心哪天自己就会被剥夺了土地，成为流离失所的浪人。因为他是“公共知识分子”特例中的的典型，就如同他名字（Eco）起得那样妙般，他是公共知识分子中的CEO，没有一个人能撼动他“老板”的地位。



或许正是有了如此天赐般的佳名，老家伙写字才格外放肆不拘。他几乎从不遵守什么公共场合的礼貌规矩，好好说话在他那儿纯属“放一种空气”。他调侃又调戏，笔头直指意大利，又把眼光放在全球，文化、时事在他那儿简直就是开胃小菜，信手拈来，挥之又去，真是羡煞了那些抓破了脑袋才能憋出一篇“牙痛文学”的“公共知识青年”们。



有人和他挑战，质疑他的观点，原以为他会好好的摆事实讲道理为自己辩护，岂料这厮根本不和你来这套。他直指对方逻辑上的谬误，思维上的缺陷，拍着大腿哈哈的嘲讽一番，旋即停笔转言其他——就是不带你玩，你难道认为我会花一篇专栏的空间去回应你的愚见吗？



《密涅瓦火柴盒》是他在《快报》上开设的专栏文字的结集，历史跨度长达十年。十年间，老埃笔耕不辍，把他所有一闪而过的灵光通过笔尖激荡的文字倾泻出来，叫读者念起来酣畅淋漓，不能自己。



尤以文中一篇《知识分子的首要义务：在无能为力时闭嘴》堪称“反调”。为什么埃柯要叫诸多“共知”同仁们在不能改变些什么的时候统统闭嘴呢，难道他是五毛？又或者他是一个共产党员？当然不是。那是为什么呢？买书去吧。

马家辉枫林晚之行小记

初识马先生是在纸上。对于被铅字印在纸上的人物我总是会情不自禁的高看几分，马先生自不例外。这种艳羡久了，自然蜕变成一种意淫，当然还好，我是男性，心想也不至于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来。



这次马先生来杭，据他说是“本不在行程之内”。杭州之旅得以成行，遂因归功于枫林晚的许骥先生。

9日上海季风，李发信息给我，字里行间有股喜气。其实早知道马生这个地地道道的香港人深知把控现场、操持气氛的种种手法，想来现场也必High到不行。10日六点，伙着一群人，脚踩踏车，从紫金港出发。到那儿还早，就在书店随处逛逛，走走看看，喜好的书多，买得起的书少。环顾四周，清一色的都是满脸淫笑的男性，于是想起今天要谈的话题多少是有点咸的，会不会少儿不宜？没事，师奶杀手马家辉还不至于“童叟都欺”。又想起李昨天和我说的上海季风姐妹漫天飞的花痴场景。四顾看着满场的光头短发，心中突生一种悲凉——还女人自拍呢，女人呢？



7点稍多，马生即到场，算是准时。据不少围观群众早期硬塞给我的教条，活的马生要比死的马生帅气不下三倍，今得一见，只觉活的梁文道是要比活的马家辉丑陋不下七、八倍（梁文道啊梁文道，你或该死，也许这还能缩短点外表差距）。



尽管素闻马家辉是那种舞台感极好的人，统摄全场的功夫煞是了得，不过现场一见还是惊了一阵，首先是他应变之快速，主持人天赋好的无从挑剔。其次，他的语速不快不慢，四平八稳，伴之以柔性而又阳刚的语气连着港式口音的普通话被带出来，女性听众到此大多会陶醉其中，意淫其外。



开场白简单即切入主题，内容与上海类似，合“我最爱做的是作家” 和“女性自拍的快乐与哀愁”为一，穿插着东一句西一句的唠，很生活，很闲趣。



讲到小时理想，他说他年幼爱踢球。小时住旺角，总爱踢踢跑跑。无奈发育迟缓，人瘦弱的很，不但没人带他玩，连加入黑社会都碰壁无门，从这点上讲，梁文道真是好命。更加要命的是姐姐、妹妹亦不鸟他，心中有苦闷却找不到一个排泄口，于是一支笔、一叠纸就是他唯一派遣寂寞的办法了。



他开始投稿，由于投递的报纸主编是他父亲，他笑言只要是他投的稿，即使再烂，也不担心被退。对于写稿无退稿，他洋洋自得。



他说，他最喜欢的职业是作家。他说，他喜欢帕默克获诺贝尔的讲稿《父亲的手提箱》。他正打算写一部小说。他同意张爱玲说的，没有什么是作家“应该”写的。他讨厌粤语、粗口、裸体被大陆文化定义为禁体。他呼吁给予港台作家更多书写习惯的尊重。



到了后半场，即讲当代女性的自拍的合理性。自拍有理，春照无罪云云，听着虽不再新鲜，但从马生嘴中得来亦觉有力。最后他拿出一些在我等男性看来尺度不大的“艺术照”，敏感部位先已涂去。好玩的是他又拿梁开刷，说本来打算在敏感部位统统贴以梁氏头像，后来终不忍之。



提问环节未见得精辟，倒是马反复讲说这个问题问得其实很中国。一方面，是指提问者的意识形态很中国。其次就是提问者的语调是那种夸夸其谈、你要听我讲的家长式态度很中国。另有人问甘地和陈水扁绝食的差异。马咧嘴坏笑着说这个问题最好让梁文道来回答，他比较在行。



讲座在杭州不太热烈的气氛中结束，大抵和花痴女太少有关。其实有很多人并非认识马家辉，更别说熟识了，只是知道枫林晚讲座功力向来不差，来听便是了，这与吾等慕名前去索要签名的猥琐男性不同，我们痛惜自己当初没有生为女儿身，要不然今日马生鹿死谁手尚未可知。



最后是索要签名。抱着一堆书，差点故作脑残粉丝状的说：“马生你好帅气噢，崇拜您老久了。”死在这里也不错签得让人后怕，老子没惹你啊，为啥写：To 辛凯，死在这里也很好。是时大囧。最要命的是我还搞了本梁的毛边读者去，本意是想让他签个诸如“梁你个死佬”的字句，结果他推搡不行。故无奈退让，说梁下次来杭州也定命其羞辱你，大胆骂便是。马生没再推脱，签了，“文道好燃劲”，但总感黑话没有，匪气不够，大抵和此生未入黑帮之流有关。



骑着一辆没气的自行车回到寝室已是门禁，倒头不愿再念书，醒来天已白晰，似一自拍的美女，清爽漂亮。胡乱得写完已是凌晨两点多,困得不行，想到六点半又要起来，忍不住要骂一句“马家辉你个死佬”。

爱的胡言乱语

如果说恋爱真的能使人感到非常愉快的话，这种愉快往往是建立在矛盾、徘徊、后悔、苦恼、猜忌等种种不愉快的经历之上的。而在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看来，这种对于恋人的相思苦恼，欲说还休的绵绵絮语就是一对情人最好的表征了。



恋人的絮语是反复无常的，它几乎不会有一个固定的位置或者时间让你静静的去看它，它是永恒运动的存在，这就说明了它永远是转瞬即逝，漂泊无居的浪人。这种残破以至于显得有些支离破碎的片段美学却是每个陷入热恋中的人即使有心摆脱也无从离身的，它纠缠着你，就好像絮语就是他（她），他（她）就是那絮语，甚至到了最后，究竟是因为他而絮絮叨叨的自念不停，还是因为自己絮絮叨叨的念个不停而想起了他都分不清了。恋人就是絮语。



絮语的发生是复杂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每一个恋人都会不由自主的进行这种自我对话的方式，甚至逼迫自己去想象恋人的离开（甚至是永别），尽管大多数情况下，恋人并没有离去，而且就在身边。这种自虐的想象，恋人乐此不疲，一遍又一遍的繁复操演，他（她）经常做梦，幻想自己明早醒来即遭抛弃——也许这样之后他（她）会为此痛哭一场。但这岂不是更好？恋人的重要就在于——他们不在场，不在场显得他们重要，这一点，恋人们很清楚。



回到现实，也许有一天，你会发现你永远沉浸在这样一种状态之中，可以好久。你看着窗户，天气真好，你说。窗子自然不会搭理你，但是你仍会继续对着窗子，夸夸其谈昨天自己的功绩，历数自己昨天干过的一竿子傻事，最后嘻嘻哈哈的调侃身边某个熟识的朋友，你，对此乐此不疲。然后，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你会一下子醒悟过来，“我究竟在干什么？”，没人知道除了你。



终于，你打算用用手机。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件在别人看起来轻而易举的事，你（恋人）却仍可以独坐冥想半天：“我是该打电话呢，还是短信？”，你又开始对着窗子（或许是天花板，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说话，照样，它不会搭理你。但你不在意，你需要充足的时间和空间去构思你要讲的一切。甚至有时你会倏得站起，拿出纸笔来在本子上涂涂写写。明明是厚厚的一本本子，居然已经被涂得不成样子了，上面甚至还留有某顿晚餐或者宵夜的残留，很恶心。但是，你又灵敏地注意到有大量的文字在这恶心的残食旁边，写上又被划去，划去又写上。这时你的注意力就集中在“当时我究竟在干些什么呢？”，很好的问题，问窗户去吧，你想。



又接着，你总算下了决心要发一封短信。你讨厌电话，因为这会让你自己听到自己丑陋厌闭的声音，这种不美好的事情怎能让对方知道？你想用最诚恳的言辞邀请对方出来，但转念一想会不会太唐突？好吧，你开始委婉的叙述自己的想法，不时的在“对不起我想”、“我很冒昧的”之间来回摇摆，终于你（恋人）自己发现这样的写作和表达实在是太虚伪和无聊了，你决定重来。重来之前，你又先对着窗子说了一句：“你怎么那么麻烦？”，窗子其实很想反驳你，比如“关我什么事？”，但可惜它不会说话，所以只能静默的不搭理你。你一遍又一遍的删改短信的内容，你开始津津乐道高科技的便利——“若是写在信上，如此涂涂改改，一定很恶心，比残食恶心。”你很确定的对着窗子说。



终于，一封耐磨的短信发了出去。你开始看着手机，是那种典型的痴呆型凝望——为什么它还不响。一段时间过去了，你开始猜想一场阴谋。比如，这条短信在发送的路途上被外星人拦截了，于是他（她）没收到，这是多么可惜的遗憾啊。你尝试这样说服自己，但是你很清楚，这类说辞连鬼都不会相信。你又开始转向窗子，“你知道，他（她）可能出去了，或者手机被偷了，这些都是很有可能的吧？”窗子很想反驳你，但是它不会说话，所以还是只能静默的不搭理你。你的猜想仿佛得到了肯定，于是你又很高兴的投入到新一天的生活中去了，尽管你很清楚他（她）只是把它删了，你很清楚，但是你真的很高兴。何谓爱情？于此，一扇窗子，一堆絮语，如是而已。



回过头来说巴特，这位伟大的哲学家，集符号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大成于一身的男子，到头来是学术圈知名的同性恋者，于是，我的问题是，这本书是怎样被他写出来的呢？或许只有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知道了。

消灭野火

二十多年以前，在台湾，有一个叫龙应台的女人放了一把野火。当时的台湾尚处于威权统治的年代，尤其是70年代末发生的美丽岛事件，剧烈的搅起了国民党统治当局的敏感与不悦。与此同时，民众对这种威权体制正当性的怀疑也开始产生剧烈的反应，或许也正是出于当局对此的恐慌，从1979到1986年间，台湾民主化的进程止步不前。在它的前进道路上留下了一块空白。“党外势力”的影响也一直只能通过地下的宣传刊物相濡以沫，影响十分贫瘠。

那个时候，龙应台只不过三十出头，刚刚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遂归台，用她的话讲是“想要回去真正认识一下这个社会。”她真的回去，真的观察，她不敢相信人们对于不公不义没有尊严的环境竟可以如此忍受和苟活，进而愤笔疾书，写下了她第一次纵火的杰作——《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当时的她并未料到在所谓环境、社会、交通、消费的问题后面居然还藏着一把政治的锁。不过也正是不知者无畏，这把野火就这样在台湾在那个时刻被点了起来。

她批评台湾那些事不关己高挂起的小市民；她诘问那些受到欺凌侮辱的人为什么不愤而站起捍卫自己的权利；她惊讶于在这样一个警察不为民执法，官吏不为民做事的社会里，人们为何不“生气”，为什么还愿意呆在这样一个“野蛮原始”的空间里？

然后，她知道了——从读者激动痛苦的来信里。她当然明白那种“没有用，还是算了吧”的想法，但她知道，这不是他们拒绝说出他们“生气”的理由，面对社会的不公、处境的残暴，说出自己的生气和愤怒是每个人本性会做的事，也是他们唯一能做的事。没有抗争，如何奢谈希望？

接着，她对社会病态的批评开始升级，一度恶语攻击台湾社会是“生了梅毒的母亲”，这当然为她招来了更加恶毒的谩骂，比如“说台湾有梅毒，那么你龙应台就是国际娼妓。”而后，她谈论的虽还是文化、或者社会现象，影射的却是背后偌大的威权政治王国，她知道，要让她的文字持久长远的活下去，影响更多的人，直来直去的当面痛击是行不通的。她必须在日常的生活中切开一个小口，寄希望于自己的撒盐伎俩能使这个伤口迅速的溃烂开去，让人们找到真实病灶。

一天，他的父亲很慎重的找到她，对她说：“女儿啊，你不要忘记我跟你说过，我亲眼见到过“不听话”的人半夜里被麻袋罩住，绑在石头上，丢到海里去了。”她很冷静的回了一句：“没关系，我只是在捡垃圾。”究竟是什么力量让她可以有这样的考量？我想可能不是简简单单的勇气和年轻所能涵盖包括。

就这样，她“尽量拖长时间，让当权者意识不到她的危险，而用最好看、最活泼的白话，去打动最多的人。每写完一篇，她就检查一遍。”

而后的写作，龙应台十分观注大学生这个群体。她发现在台湾当局和社会环境的塑造下，台湾的大学俨然就是一所所“幼稚园大学”，里面的学生要么“不敢”，要么“泪眼汪汪”，要么“没有意见”，要么“不知道”，她大声疾呼：“如果我们把眼光放远，真心要把台湾治好，我们需要能思考、能判断、有勇气良知的公民；如果我们真心要把教育治好，为这个民族培养能思考、能判断、有勇气良知的下一代，那么办教育的、教书的，就不能迷信自己的权威，要禁得起学生的刺激、批评与挑战。”换言之，这是对官方意识形态控制的强烈鞭笞，大学生不再是思考的主体而是当权者意识形态的复制品。

终于，等到一天，龙应台写下《不会“闹事”的一代——给大学生》，她决定冒险，因为“闹事”这两个字很关键。当然，冒险的代价是不久之后，教育部来电话，询问道：“龙教授介不介意和“部长”见个面聊聊？”。然后，她见到了当时政战部主任许历农将军，许说：“你的文章，是祸国殃民的。”龙应台写到：我心里同意他的说法，如果“国”和“民”，指的是国民党的一党江山。

85年，野火集出版。浩浩荡荡的加印狂潮自然遭到当局的奋力扑杀，但是野火居然仍生生不息。
手边的这一册是05年纪念《野火集》出版20年的纪念版。龙应台又为此补了一篇纪念文字，在这篇前言里，她写到：“在威权时代，统治者有一套笼络年轻人的方法。当年“教国团”每个寒暑假举办青年战斗营，设计种种“育乐”活动让年轻人参加，同时将政治意识形态，像把糖溶入咖啡一样，融入歌舞升平、欢乐光明的活动里，很轻易的就赢得了青年人对执政者的好感、信赖和忠诚。在对统治者的“爱戴”里，有很大一部分是真诚的。终于，在无数民主运动的努力下，威权被我们打败了，民主了，但是紧接着的是公器的私用、权力对人的操弄，和从前的威权统治有什么区别？”，换言之，她清楚地看到，台湾的民主化亦是不彻底的，在民主的道路上仍有很长的路要走，看到这种新瓶装旧酒的局面，她还将要做新时代的反对者。

近几年，她的脚印开始陆续在香港、新加坡、中国大陆出现。她还是那个纵火者，眼里容不得半点荒芜杂草。如果有，她宁可将其烧掉。从给胡锦涛的一封公开信——请用文明来说服我，她拉开了在大陆放火演出的序幕。一样的，世间有纵火者自然就有政府的消防员，她烧到哪里，火灭到哪里。不过幸好，这位充满了包容、勇敢、坚毅的女性从来没有丧失过信心，她还将继续她纵火者的角色，不论大江，不管大海，高墙的阻隔又算得上什么，对付此等场面，她自有一套。

老实讲，我很期待，我希望看到“消灭野火”行动的失败，我希望那个纵火的狂傲女人能够烧尽旧体制，带来新自由、新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