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埃柯

“江山不幸诗家幸”，不管是伪装成“现世安稳、一切安好”的“和平年代”，也不论是货真价实“民怨载道，战乱纷起”的动荡年代，知识分子好像理所应当的被赋予了一个说话的使命。尤其是对于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来说，“存在就是乱说话”、“不说话，毋宁死”都是颠不破的真理。然而就在大陆文化圈还在就“知识分子究竟是一群怎么样的人？”“谁称得上知识分子？”大打笔战之时，人家翁贝托·埃科（Umberto Eco）早已经是家喻户晓、名满天下的世界公共知识分子了。



埃科是个奇人，当年《纽约时报》就盛赞他是继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之后的又一个符号语言学大家。并且更让人难堪的是这个意大利大胡子还是一个长袖善舞的多面手，既写小说，又撰历史，还不满足于在学院里专心治学，硬是要跑到市井街头来卖弄嗓音，扮演一个全能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于是，界定他的身份就成了一件极为困难的事，只能说他是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又或者拜称他为“会移动的图书馆”。



其实关乎眼下，公共知识分子真是铺天盖地。要是以在报刊杂志的一小亩天地里感天说地来计，怕是要把原本光荣坚挺的“公共知识分子”名号搞得萎焉疲软不可。所以很明显的，报刊杂志越繁荣，“知识分子”就越多。“知识分子”越多，捧场读者就越少。“共知”贬值的速率真是一点也不比股市下挫的势头来的小。但是对于这点，埃柯不怕，这个玩世不恭的老家伙一点都不担心自己会没有读者，一点都不担心哪天自己就会被剥夺了土地，成为流离失所的浪人。因为他是“公共知识分子”特例中的的典型，就如同他名字（Eco）起得那样妙般，他是公共知识分子中的CEO，没有一个人能撼动他“老板”的地位。



或许正是有了如此天赐般的佳名，老家伙写字才格外放肆不拘。他几乎从不遵守什么公共场合的礼貌规矩，好好说话在他那儿纯属“放一种空气”。他调侃又调戏，笔头直指意大利，又把眼光放在全球，文化、时事在他那儿简直就是开胃小菜，信手拈来，挥之又去，真是羡煞了那些抓破了脑袋才能憋出一篇“牙痛文学”的“公共知识青年”们。



有人和他挑战，质疑他的观点，原以为他会好好的摆事实讲道理为自己辩护，岂料这厮根本不和你来这套。他直指对方逻辑上的谬误，思维上的缺陷，拍着大腿哈哈的嘲讽一番，旋即停笔转言其他——就是不带你玩，你难道认为我会花一篇专栏的空间去回应你的愚见吗？



《密涅瓦火柴盒》是他在《快报》上开设的专栏文字的结集，历史跨度长达十年。十年间，老埃笔耕不辍，把他所有一闪而过的灵光通过笔尖激荡的文字倾泻出来，叫读者念起来酣畅淋漓，不能自己。



尤以文中一篇《知识分子的首要义务：在无能为力时闭嘴》堪称“反调”。为什么埃柯要叫诸多“共知”同仁们在不能改变些什么的时候统统闭嘴呢，难道他是五毛？又或者他是一个共产党员？当然不是。那是为什么呢？买书去吧。

马家辉枫林晚之行小记

初识马先生是在纸上。对于被铅字印在纸上的人物我总是会情不自禁的高看几分，马先生自不例外。这种艳羡久了，自然蜕变成一种意淫，当然还好，我是男性，心想也不至于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来。



这次马先生来杭，据他说是“本不在行程之内”。杭州之旅得以成行，遂因归功于枫林晚的许骥先生。

9日上海季风，李发信息给我，字里行间有股喜气。其实早知道马生这个地地道道的香港人深知把控现场、操持气氛的种种手法，想来现场也必High到不行。10日六点，伙着一群人，脚踩踏车，从紫金港出发。到那儿还早，就在书店随处逛逛，走走看看，喜好的书多，买得起的书少。环顾四周，清一色的都是满脸淫笑的男性，于是想起今天要谈的话题多少是有点咸的，会不会少儿不宜？没事，师奶杀手马家辉还不至于“童叟都欺”。又想起李昨天和我说的上海季风姐妹漫天飞的花痴场景。四顾看着满场的光头短发，心中突生一种悲凉——还女人自拍呢，女人呢？



7点稍多，马生即到场，算是准时。据不少围观群众早期硬塞给我的教条，活的马生要比死的马生帅气不下三倍，今得一见，只觉活的梁文道是要比活的马家辉丑陋不下七、八倍（梁文道啊梁文道，你或该死，也许这还能缩短点外表差距）。



尽管素闻马家辉是那种舞台感极好的人，统摄全场的功夫煞是了得，不过现场一见还是惊了一阵，首先是他应变之快速，主持人天赋好的无从挑剔。其次，他的语速不快不慢，四平八稳，伴之以柔性而又阳刚的语气连着港式口音的普通话被带出来，女性听众到此大多会陶醉其中，意淫其外。



开场白简单即切入主题，内容与上海类似，合“我最爱做的是作家” 和“女性自拍的快乐与哀愁”为一，穿插着东一句西一句的唠，很生活，很闲趣。



讲到小时理想，他说他年幼爱踢球。小时住旺角，总爱踢踢跑跑。无奈发育迟缓，人瘦弱的很，不但没人带他玩，连加入黑社会都碰壁无门，从这点上讲，梁文道真是好命。更加要命的是姐姐、妹妹亦不鸟他，心中有苦闷却找不到一个排泄口，于是一支笔、一叠纸就是他唯一派遣寂寞的办法了。



他开始投稿，由于投递的报纸主编是他父亲，他笑言只要是他投的稿，即使再烂，也不担心被退。对于写稿无退稿，他洋洋自得。



他说，他最喜欢的职业是作家。他说，他喜欢帕默克获诺贝尔的讲稿《父亲的手提箱》。他正打算写一部小说。他同意张爱玲说的，没有什么是作家“应该”写的。他讨厌粤语、粗口、裸体被大陆文化定义为禁体。他呼吁给予港台作家更多书写习惯的尊重。



到了后半场，即讲当代女性的自拍的合理性。自拍有理，春照无罪云云，听着虽不再新鲜，但从马生嘴中得来亦觉有力。最后他拿出一些在我等男性看来尺度不大的“艺术照”，敏感部位先已涂去。好玩的是他又拿梁开刷，说本来打算在敏感部位统统贴以梁氏头像，后来终不忍之。



提问环节未见得精辟，倒是马反复讲说这个问题问得其实很中国。一方面，是指提问者的意识形态很中国。其次就是提问者的语调是那种夸夸其谈、你要听我讲的家长式态度很中国。另有人问甘地和陈水扁绝食的差异。马咧嘴坏笑着说这个问题最好让梁文道来回答，他比较在行。



讲座在杭州不太热烈的气氛中结束，大抵和花痴女太少有关。其实有很多人并非认识马家辉，更别说熟识了，只是知道枫林晚讲座功力向来不差，来听便是了，这与吾等慕名前去索要签名的猥琐男性不同，我们痛惜自己当初没有生为女儿身，要不然今日马生鹿死谁手尚未可知。



最后是索要签名。抱着一堆书，差点故作脑残粉丝状的说：“马生你好帅气噢，崇拜您老久了。”死在这里也不错签得让人后怕，老子没惹你啊，为啥写：To 辛凯，死在这里也很好。是时大囧。最要命的是我还搞了本梁的毛边读者去，本意是想让他签个诸如“梁你个死佬”的字句，结果他推搡不行。故无奈退让，说梁下次来杭州也定命其羞辱你，大胆骂便是。马生没再推脱，签了，“文道好燃劲”，但总感黑话没有，匪气不够，大抵和此生未入黑帮之流有关。



骑着一辆没气的自行车回到寝室已是门禁，倒头不愿再念书，醒来天已白晰，似一自拍的美女，清爽漂亮。胡乱得写完已是凌晨两点多,困得不行，想到六点半又要起来，忍不住要骂一句“马家辉你个死佬”。

爱的胡言乱语

如果说恋爱真的能使人感到非常愉快的话，这种愉快往往是建立在矛盾、徘徊、后悔、苦恼、猜忌等种种不愉快的经历之上的。而在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看来，这种对于恋人的相思苦恼，欲说还休的绵绵絮语就是一对情人最好的表征了。



恋人的絮语是反复无常的，它几乎不会有一个固定的位置或者时间让你静静的去看它，它是永恒运动的存在，这就说明了它永远是转瞬即逝，漂泊无居的浪人。这种残破以至于显得有些支离破碎的片段美学却是每个陷入热恋中的人即使有心摆脱也无从离身的，它纠缠着你，就好像絮语就是他（她），他（她）就是那絮语，甚至到了最后，究竟是因为他而絮絮叨叨的自念不停，还是因为自己絮絮叨叨的念个不停而想起了他都分不清了。恋人就是絮语。



絮语的发生是复杂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每一个恋人都会不由自主的进行这种自我对话的方式，甚至逼迫自己去想象恋人的离开（甚至是永别），尽管大多数情况下，恋人并没有离去，而且就在身边。这种自虐的想象，恋人乐此不疲，一遍又一遍的繁复操演，他（她）经常做梦，幻想自己明早醒来即遭抛弃——也许这样之后他（她）会为此痛哭一场。但这岂不是更好？恋人的重要就在于——他们不在场，不在场显得他们重要，这一点，恋人们很清楚。



回到现实，也许有一天，你会发现你永远沉浸在这样一种状态之中，可以好久。你看着窗户，天气真好，你说。窗子自然不会搭理你，但是你仍会继续对着窗子，夸夸其谈昨天自己的功绩，历数自己昨天干过的一竿子傻事，最后嘻嘻哈哈的调侃身边某个熟识的朋友，你，对此乐此不疲。然后，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你会一下子醒悟过来，“我究竟在干什么？”，没人知道除了你。



终于，你打算用用手机。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件在别人看起来轻而易举的事，你（恋人）却仍可以独坐冥想半天：“我是该打电话呢，还是短信？”，你又开始对着窗子（或许是天花板，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说话，照样，它不会搭理你。但你不在意，你需要充足的时间和空间去构思你要讲的一切。甚至有时你会倏得站起，拿出纸笔来在本子上涂涂写写。明明是厚厚的一本本子，居然已经被涂得不成样子了，上面甚至还留有某顿晚餐或者宵夜的残留，很恶心。但是，你又灵敏地注意到有大量的文字在这恶心的残食旁边，写上又被划去，划去又写上。这时你的注意力就集中在“当时我究竟在干些什么呢？”，很好的问题，问窗户去吧，你想。



又接着，你总算下了决心要发一封短信。你讨厌电话，因为这会让你自己听到自己丑陋厌闭的声音，这种不美好的事情怎能让对方知道？你想用最诚恳的言辞邀请对方出来，但转念一想会不会太唐突？好吧，你开始委婉的叙述自己的想法，不时的在“对不起我想”、“我很冒昧的”之间来回摇摆，终于你（恋人）自己发现这样的写作和表达实在是太虚伪和无聊了，你决定重来。重来之前，你又先对着窗子说了一句：“你怎么那么麻烦？”，窗子其实很想反驳你，比如“关我什么事？”，但可惜它不会说话，所以只能静默的不搭理你。你一遍又一遍的删改短信的内容，你开始津津乐道高科技的便利——“若是写在信上，如此涂涂改改，一定很恶心，比残食恶心。”你很确定的对着窗子说。



终于，一封耐磨的短信发了出去。你开始看着手机，是那种典型的痴呆型凝望——为什么它还不响。一段时间过去了，你开始猜想一场阴谋。比如，这条短信在发送的路途上被外星人拦截了，于是他（她）没收到，这是多么可惜的遗憾啊。你尝试这样说服自己，但是你很清楚，这类说辞连鬼都不会相信。你又开始转向窗子，“你知道，他（她）可能出去了，或者手机被偷了，这些都是很有可能的吧？”窗子很想反驳你，但是它不会说话，所以还是只能静默的不搭理你。你的猜想仿佛得到了肯定，于是你又很高兴的投入到新一天的生活中去了，尽管你很清楚他（她）只是把它删了，你很清楚，但是你真的很高兴。何谓爱情？于此，一扇窗子，一堆絮语，如是而已。



回过头来说巴特，这位伟大的哲学家，集符号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大成于一身的男子，到头来是学术圈知名的同性恋者，于是，我的问题是，这本书是怎样被他写出来的呢？或许只有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知道了。

消灭野火

二十多年以前，在台湾，有一个叫龙应台的女人放了一把野火。当时的台湾尚处于威权统治的年代，尤其是70年代末发生的美丽岛事件，剧烈的搅起了国民党统治当局的敏感与不悦。与此同时，民众对这种威权体制正当性的怀疑也开始产生剧烈的反应，或许也正是出于当局对此的恐慌，从1979到1986年间，台湾民主化的进程止步不前。在它的前进道路上留下了一块空白。“党外势力”的影响也一直只能通过地下的宣传刊物相濡以沫，影响十分贫瘠。

那个时候，龙应台只不过三十出头，刚刚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遂归台，用她的话讲是“想要回去真正认识一下这个社会。”她真的回去，真的观察，她不敢相信人们对于不公不义没有尊严的环境竟可以如此忍受和苟活，进而愤笔疾书，写下了她第一次纵火的杰作——《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当时的她并未料到在所谓环境、社会、交通、消费的问题后面居然还藏着一把政治的锁。不过也正是不知者无畏，这把野火就这样在台湾在那个时刻被点了起来。

她批评台湾那些事不关己高挂起的小市民；她诘问那些受到欺凌侮辱的人为什么不愤而站起捍卫自己的权利；她惊讶于在这样一个警察不为民执法，官吏不为民做事的社会里，人们为何不“生气”，为什么还愿意呆在这样一个“野蛮原始”的空间里？

然后，她知道了——从读者激动痛苦的来信里。她当然明白那种“没有用，还是算了吧”的想法，但她知道，这不是他们拒绝说出他们“生气”的理由，面对社会的不公、处境的残暴，说出自己的生气和愤怒是每个人本性会做的事，也是他们唯一能做的事。没有抗争，如何奢谈希望？

接着，她对社会病态的批评开始升级，一度恶语攻击台湾社会是“生了梅毒的母亲”，这当然为她招来了更加恶毒的谩骂，比如“说台湾有梅毒，那么你龙应台就是国际娼妓。”而后，她谈论的虽还是文化、或者社会现象，影射的却是背后偌大的威权政治王国，她知道，要让她的文字持久长远的活下去，影响更多的人，直来直去的当面痛击是行不通的。她必须在日常的生活中切开一个小口，寄希望于自己的撒盐伎俩能使这个伤口迅速的溃烂开去，让人们找到真实病灶。

一天，他的父亲很慎重的找到她，对她说：“女儿啊，你不要忘记我跟你说过，我亲眼见到过“不听话”的人半夜里被麻袋罩住，绑在石头上，丢到海里去了。”她很冷静的回了一句：“没关系，我只是在捡垃圾。”究竟是什么力量让她可以有这样的考量？我想可能不是简简单单的勇气和年轻所能涵盖包括。

就这样，她“尽量拖长时间，让当权者意识不到她的危险，而用最好看、最活泼的白话，去打动最多的人。每写完一篇，她就检查一遍。”

而后的写作，龙应台十分观注大学生这个群体。她发现在台湾当局和社会环境的塑造下，台湾的大学俨然就是一所所“幼稚园大学”，里面的学生要么“不敢”，要么“泪眼汪汪”，要么“没有意见”，要么“不知道”，她大声疾呼：“如果我们把眼光放远，真心要把台湾治好，我们需要能思考、能判断、有勇气良知的公民；如果我们真心要把教育治好，为这个民族培养能思考、能判断、有勇气良知的下一代，那么办教育的、教书的，就不能迷信自己的权威，要禁得起学生的刺激、批评与挑战。”换言之，这是对官方意识形态控制的强烈鞭笞，大学生不再是思考的主体而是当权者意识形态的复制品。

终于，等到一天，龙应台写下《不会“闹事”的一代——给大学生》，她决定冒险，因为“闹事”这两个字很关键。当然，冒险的代价是不久之后，教育部来电话，询问道：“龙教授介不介意和“部长”见个面聊聊？”。然后，她见到了当时政战部主任许历农将军，许说：“你的文章，是祸国殃民的。”龙应台写到：我心里同意他的说法，如果“国”和“民”，指的是国民党的一党江山。

85年，野火集出版。浩浩荡荡的加印狂潮自然遭到当局的奋力扑杀，但是野火居然仍生生不息。
手边的这一册是05年纪念《野火集》出版20年的纪念版。龙应台又为此补了一篇纪念文字，在这篇前言里，她写到：“在威权时代，统治者有一套笼络年轻人的方法。当年“教国团”每个寒暑假举办青年战斗营，设计种种“育乐”活动让年轻人参加，同时将政治意识形态，像把糖溶入咖啡一样，融入歌舞升平、欢乐光明的活动里，很轻易的就赢得了青年人对执政者的好感、信赖和忠诚。在对统治者的“爱戴”里，有很大一部分是真诚的。终于，在无数民主运动的努力下，威权被我们打败了，民主了，但是紧接着的是公器的私用、权力对人的操弄，和从前的威权统治有什么区别？”，换言之，她清楚地看到，台湾的民主化亦是不彻底的，在民主的道路上仍有很长的路要走，看到这种新瓶装旧酒的局面，她还将要做新时代的反对者。

近几年，她的脚印开始陆续在香港、新加坡、中国大陆出现。她还是那个纵火者，眼里容不得半点荒芜杂草。如果有，她宁可将其烧掉。从给胡锦涛的一封公开信——请用文明来说服我，她拉开了在大陆放火演出的序幕。一样的，世间有纵火者自然就有政府的消防员，她烧到哪里，火灭到哪里。不过幸好，这位充满了包容、勇敢、坚毅的女性从来没有丧失过信心，她还将继续她纵火者的角色，不论大江，不管大海，高墙的阻隔又算得上什么，对付此等场面，她自有一套。

老实讲，我很期待，我希望看到“消灭野火”行动的失败，我希望那个纵火的狂傲女人能够烧尽旧体制，带来新自由、新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