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宅与回忆（三）

巴什拉对家宅的定义远非局限在“现象学”这一单一领域内，他甚至还把如炬的目光投向现象背后的心理，即心理学问题。他说“家宅是一个人的想象力，因此它是人内心的缩影。”

所以很自然的，我们会把这种联系追溯到一个人的童年。显然，这样的一种权力更属于孩童：小男孩和小女孩用硬纸板玩堆建家宅的游戏。他们用各种颜色的纸板，不断地来回往复，交叉重叠，为的只是一个：堆砌起一座属于他们的家宅。这时，今日的回忆便有了栖身之所：往昔作为缩影的“家宅”。只要我们愿意，想象那些歪歪扭扭、丑相百出的纸板建筑就能十分容易的把我们带回童年，参加玩偶的游戏，回到玩偶们栖居的世界。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Schopenhauer）这样说：“世界是我的想象。”换句话说，我越是善于把世界缩影化，我就越能占有世界。这里的世界是区别于现象世界的精神世界，超验于物外。缩影作为内心的一种外化形式、一扇狭窄矮小的门，却能打开通往这个世界的大门。这个世界向所有世界一样，包含各种巴什拉所谓的“巨大之物”的属性，而缩影正是这些“巨大之物”的住所之一。此之所谓“大象希形”，真正庞大之物，必不存于现世。

我曾经做过一个梦，想象自己被囚禁在一个牢房里，关满了疯癫而丧失理性的囚徒。我在我囚室的墙上画了一幅风景画，一辆小火车和一条漆黑不见底的隧道。每次遭到狱警的毒打之后，我就大叫着要躲进那辆小火车里去，穿过隧道，永远的离开这里。狱警们对此总是哈哈大笑，以致到了后来，他们简直是为了笑话我这些看似“弱智”的语言而百般毒打我。

有一天，我把自己变得很小，进入我的画中。登上小火车，它开动起来，消失在一片寂静的黑暗里。在片刻的时间里，狱警们看到了如丝如缕的点点黑烟从圆洞里飘出来。但接着，烟就消失了。与烟一同消失的还有图画，与图画一起消失的则是我自己。他们不敢相信我就真的这样越狱了，“妈的，他通过墙上的隙缝溜了出去！”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说：“疯癫是一种未驯化的本性表现的神话力量”，需要的时候，这种疯癫性就能以缩影的形式获得解放，我就是这样逃出来的。

家宅与回忆（二）

事实上，一个人要理解回忆就不能不回归到家宅尽头的角落。巴什拉这样说：“家宅中的每一个角落，卧室中的每一个墙角，每一个我们喜欢蜷缩其中、抱成一团的空间对想象力来说都是一种孤独，也就是卧室的萌芽，家宅的萌芽。”换句话说，没有角落的家宅是不存在的。

可以想象，每一个角落都是一个安宁的存在，静静的，什么都不会改变，什么都不需要变。即使整座屋子不断地处在一种转瞬即逝的流变之中，角落还是呆在角落里，独自存在。

当小孩兀自躲避到角落里的时候，他总天真地以为自己能隐藏的很好，其实不然。每一个角落都是开放性的，它不拒斥任何人，也不属于任何人。但这是小孩子的冲动，也是所有人的冲动。比如这句从休斯（Hughes）的小说里引来的句子：“埃米利在船头的一个隐蔽角落里玩给自己建造家宅的游戏，玩厌了这个游戏以后，她漫无目的地走到船尾，这时她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她就是它。”显然，这里的它指的就是角落本身。这种居家游戏从一个人出生开始就要永不停息的玩下去，不管身首何处，我就是这间屋子，就是这个角落，永远占有堆放在这个角落里的一大堆散乱零碎的时间。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早已经不是什么小孩子了，却还是喜欢蜷缩在这个阴暗的小角落里，把自己的头夹在烟囱和檀木碗橱之间。有时因为夹的时间太长了，留下一道道淤痕，但他是不介意的。

但这个角落他以后恐怕是都不能来了，因为政府旧城改造的宏大计划已经铺展到了他的这个居所。别的居民都是欣喜若狂的，因为他们知道搬迁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显然会为他们把一飞冲天的房价拉倒地上，开出一个缺口，因此我也为他高兴。

家宅与回忆(一)

没有家宅，人就成了流离失所的存在。为此，人是不可能长久地离开家宅的，每一次离开的举动都是一次与自身痛苦的割裂。

法国当代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在《空间的诗学》中详细地指涉了家宅与回忆之间的关系。他写道：“由于有了家宅，我们的很多回忆都能安顿下来。”

事实上，任何有关过去的零散记忆都与家宅有关，因为“任何有人居住或居住过的场所都是家宅。”，比如那个工厂，这所学校。于是，很多事情就都可以解释的通了。人们走访故居、故地重游都是为了和自己的过去重逢，以弥补自己昔日犯下的过错、缝合今夕割开的伤口。

但可惜的是，家宅空间的形式终究还是宣告了这样的回忆之无效。人们以为能通过重访家宅回到过去，在时间中重新认出自己，但是不知这种认识只是存在于他现今所处空间中的一系列定格，换言之，这些回忆自身就只是一些残破不堪的片段内容了。当他想要在这段过去中绵延时间的飞逝，就已经宣告了他回忆的失败——定格的记忆只是存放在家宅的角落里，因此只能被观看，无法被延续。

家宅是不再能激活记忆了。我们也不再能体验那些已经消失的过去。

但是，总还是有些人属于例外——他们能发展出一套全然不同与常人的手段去重新建构过去。比如，他们把整个过去通过幻想返回到当前，在他们新的家宅里一起生活。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永远活在过去中了，这是一群深悟古老谚语“我们把家神带过去（带往新家）”的人。

我爱你

我曾经看到过这样一个帖子，上面详详细细地列出了所有语言“我爱你”的表达方式，洋洋洒洒三大张，很是好看。但其实，这一声“我爱你”是无效的：我爱你之间，我和你之间那个爱字，其实在说甚么？

又是巴特的敏锐洞见：“这个词（我爱你）只有在我发声时才有意义；它的信息就包含在脱口而出本身，没有任何其他的信息；没有蕴藉，没有丰富的内涵。所有内容都被包含在说出——这个动作本身：这是个“套话”，却又不是装腔作势；对于我来说，“我-爱-你”的具体情境简直就是无法加以分类的，简单说，，“我-爱-你”是一种宣泄，像情欲亢进。情欲发泄不用诉诸语言，但它却说了并表达了：我-爱-你。”

巴特想说的其实是：当我说出“我爱你”的时候，我并没有在指涉什么，我只是类似地说出了一连串“Hi”一样的字母拼成的序列，然而，就是这样的一组序列，在恋人听来却已是再high都没有的话语了。

那天，他也尝试着去对他心仪的女孩说“我爱你”。这对他是个考验，尽管他并不厌倦那些俗套的回答，比如“我也爱你”、“我不爱你”、“我根本不信这套”再或者“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呢？”等等。 然而他还是受到了打击，因为对方给出的回答居然是“无可奉告”。这真是一个巧妙的回答，如果是“我不爱你”，那么至少，他，还是有再次准备、再次提出、再次请求的机会的。但是“无可奉告”一来，他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因为“我爱你”中的“我”在这个语境下是作为一个说话的主体被否定的，当然，他很清楚这点，他知道他连以后发问询探的权力都被否定掉了。

有人曾告诫我，“我爱你”适合自问自答，这样你就不会收到诸如“无可奉告”之类的答案了。所以，当我看到那个家伙在一个晴朗的午后对着镜子说了一个下午的“jet'aime（我爱你）”时，我一点儿都不惊讶。

黑夜（二）

一个人有可能长时间的停留在“在漆黑中（estar a oscras）”里吗？显然不可能，真主的光会渗透进来，驱散阴霾。为此，恋人们就需要发展出一套更加长久的审视自我与他我的方法。他们找到了其中一种——在昏暗中（estar en tineblas）。

“在昏暗中“会在这样的时刻落在恋人的头上：他不知道它（他的欲望）到底要什么，善本身对他来说也成为了恶，一切都在鸣响回荡，他生活在一片纷乱的嘈杂之中。可以想象，一个沉浸在“昏暗”状态里的人是没有知觉的，就像一巨干枯凋萎的树木，到处都流泻着一股遭到侵蚀而腐烂的酸臭气。

忽然,在昏暗的街灯下我想起了这么一个人：

那个阴暗闭锁的角落我曾看他去过很多次。但是很奇怪的是，每次前往，他都会随身带上一本奥古斯丁写的《忏悔录》。我虽没和他交谈过，但我内心已笃定他是个基督徒了。

为此，在第一次和他交谈的时候，我就上前询问他关于圣方济各（San Francesco）的事。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他没有回答我——当然那是事后我才知道——他根本不信教，甚至表示对神和大审判的事没有丁点的兴趣。这是如此愚昧的一个人，以至于为了自己的一点私欲竟然选择公开地亵渎圣灵。一想起这码事，我就恶心，并且在脑海里拼命地嘲弄这个伪道学，与之作割裂，进而获得一种超乎现实的满足。

但是今天，当我又看到他一个人兀自坐在那里的时候，我还是动了恻隐之心。我走过去想要和他交谈。但是显然，他不搭理我。事实上，他谁也不搭理，就像他自己是不存在的一样。他嘴里念念有词，但都是些叫外人听不懂的句子或辞章，比如“当时要是我这样做就好了”（怎样做？）。念着念着，他居然流下泪来，真是叫我始料未及。“嘿！老兄”，我大叫一声，想要引起他的注意。然而他还是静默着不出声息，我认为他是死了。

我把这件事当做笑料讲给过许多人听——我是一个爱讲笑话的人，但他们都觉得这没什么好笑的，相反的，居然流露出鄙夷的神色。“这个人一定是疯的。”他们信誓旦旦地告诉我说。

黑夜（一）

有关黑暗的种种隐喻，对恋人来说都是不祥的。为此，罗兰?巴特区分了这样两种夜：在漆黑中（estar a oscrars）和在昏暗中（estar en tinieblas）。


曾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什么事都不做。其实也并非是他不愿做，而是不能，因为他总是会突如其来地感到枉然若失，好像丢掉了些什么似的，又好像没有（他总是举棋不定）。这样久了，他全身的气力便很快地被抽尽了。


我知道的，对于丢掉的东西他都会特别在意：不管是遗弃在臭水沟里的五毛硬币还是被小偷偷去的珠宝首饰。但是，当“丢弃”行为发生时他却豪无知觉，没有反应。相应的，他喜欢回想，在不定时分的黑夜里。于是，“在漆黑中”就发生了。他会在任意可能的时刻里被抛入一片死寂、廖无声息的空白世界里，也许他会对此感到难以名状的懊悔与恐惧——他的世界从此就只剩漆黑一片了。这一切发生的那样突然而不自觉：因为就在这之前的一刹那，他还在和同伴用言语交谈，突然一瞬，他就失声了，变得说不出话来，只能这样的自言自语：“为什么会是这样？”、“她现在在干什么呢？”。当然，同伴一定认为他是疯了：“喂，喂，你在说什么，没事吧？喂！”


那天他把这个故事一本正经地告诉了我，我居然一本正经地笑出声来。笑他还是笑我？

老板埃柯

“江山不幸诗家幸”，不管是伪装成“现世安稳、一切安好”的“和平年代”，也不论是货真价实“民怨载道，战乱纷起”的动荡年代，知识分子好像理所应当的被赋予了一个说话的使命。尤其是对于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来说，“存在就是乱说话”、“不说话，毋宁死”都是颠不破的真理。然而就在大陆文化圈还在就“知识分子究竟是一群怎么样的人？”“谁称得上知识分子？”大打笔战之时，人家翁贝托·埃科（Umberto Eco）早已经是家喻户晓、名满天下的世界公共知识分子了。



埃科是个奇人，当年《纽约时报》就盛赞他是继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之后的又一个符号语言学大家。并且更让人难堪的是这个意大利大胡子还是一个长袖善舞的多面手，既写小说，又撰历史，还不满足于在学院里专心治学，硬是要跑到市井街头来卖弄嗓音，扮演一个全能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于是，界定他的身份就成了一件极为困难的事，只能说他是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又或者拜称他为“会移动的图书馆”。



其实关乎眼下，公共知识分子真是铺天盖地。要是以在报刊杂志的一小亩天地里感天说地来计，怕是要把原本光荣坚挺的“公共知识分子”名号搞得萎焉疲软不可。所以很明显的，报刊杂志越繁荣，“知识分子”就越多。“知识分子”越多，捧场读者就越少。“共知”贬值的速率真是一点也不比股市下挫的势头来的小。但是对于这点，埃柯不怕，这个玩世不恭的老家伙一点都不担心自己会没有读者，一点都不担心哪天自己就会被剥夺了土地，成为流离失所的浪人。因为他是“公共知识分子”特例中的的典型，就如同他名字（Eco）起得那样妙般，他是公共知识分子中的CEO，没有一个人能撼动他“老板”的地位。



或许正是有了如此天赐般的佳名，老家伙写字才格外放肆不拘。他几乎从不遵守什么公共场合的礼貌规矩，好好说话在他那儿纯属“放一种空气”。他调侃又调戏，笔头直指意大利，又把眼光放在全球，文化、时事在他那儿简直就是开胃小菜，信手拈来，挥之又去，真是羡煞了那些抓破了脑袋才能憋出一篇“牙痛文学”的“公共知识青年”们。



有人和他挑战，质疑他的观点，原以为他会好好的摆事实讲道理为自己辩护，岂料这厮根本不和你来这套。他直指对方逻辑上的谬误，思维上的缺陷，拍着大腿哈哈的嘲讽一番，旋即停笔转言其他——就是不带你玩，你难道认为我会花一篇专栏的空间去回应你的愚见吗？



《密涅瓦火柴盒》是他在《快报》上开设的专栏文字的结集，历史跨度长达十年。十年间，老埃笔耕不辍，把他所有一闪而过的灵光通过笔尖激荡的文字倾泻出来，叫读者念起来酣畅淋漓，不能自己。



尤以文中一篇《知识分子的首要义务：在无能为力时闭嘴》堪称“反调”。为什么埃柯要叫诸多“共知”同仁们在不能改变些什么的时候统统闭嘴呢，难道他是五毛？又或者他是一个共产党员？当然不是。那是为什么呢？买书去吧。